十年前的汪辜会谈揭开了两岸关系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已过去的十年，由于台湾岛内的主政者李登辉、陈水扁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两岸关系跌宕起伏，两岸的政治僵局越陷越深，但是，两岸的民间交流、往来与经贸活动却如浴火凤凰，成为两岸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时期，人们期盼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尽快恢复汪辜会谈所开启的各项对话、协商机制，以打破两岸政治僵局，使两岸关系得到缓和与改善，共同营造两岸双赢的局面。
一、汪辜会谈由来
汪辜会谈是顺应日益热络的两岸民间交流与交往和蓬勃发展的两岸经贸关系的迫切需要和在祖国大陆积极推动下所催生出来的。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呼吁海峡两岸“通过商谈，尽快结束两岸军事对峙 状态，实现通商、通邮、通航和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①。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这一重 大转变使两岸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岸相互完全隔绝的状态被逐步打破，经贸关系开 始得到逐渐恢复，旅居在海外的台湾同胞亦开始往返于海峡两岸之间，两岸关系不断得到缓和与改善。1987年底，台当局被迫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 流迅速发展起来。数字显示，从1979年到1992年，两岸经香港的间接贸易总额由0.77亿美元增加到74.1亿美元，增长了96倍；台商赴大陆投资协议金额由1987年前的1亿美元增加到 1992年的554亿美 元，增长了55倍多；两岸人员往来也大幅增长，由1987年前的零星往来增加到1992年的133万多人次。在两岸经贸与人员往来的恢复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衍生出很多具体问题，迫使两岸急切需要尽快通过接触与商谈来予以解决。在台当局顽固拒绝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情况下，祖国大陆方面授权中共中央台办于1991年6月7日发表谈话，正式提出“由海峡两岸有 关部门和受权的团体或人士，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两岸交流问题”②。同年底，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并与台湾海基会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始事务性的接触与商谈。1992年1月8日，成立不久的海协会致函邀请台湾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长到祖国大陆来访问，积极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会晤。8月4日，汪道涵会长再次向辜振甫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双方能尽快见面，“就当前经济发展、两会会务问题交换意见，洽商方案”③。 8月22日，辜振甫回函表示接受邀请，并提出在新加坡进行会谈④。从此，汪辜会谈逐渐 成为两岸舆论界的热门话题，被认为是“两岸跨出正式会谈的第一步”。此后，两会为商议此一会谈电函往来不断，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准备，1993年4月8日至10日，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访问北京，海协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邱进益举行了“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正式确定了汪辜会谈各项议题并决定于4月27-29日在新加坡举行正式会谈。可见，汪辜会谈是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不断扩大的需要和祖国大陆大力推动的结果。
二、汪辜会谈的基础与目标
今年4月26日，海协会长汪道涵先生在为纪念“汪辜会谈”十周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从来不存在所谓没有共同基础和既定目标的对话与谈判”⑤， 汪辜会谈自然也不例外。海峡两岸在完全隔绝40余年，彼此之间在敌意、敌对状态还没有消 除的情况下，两岸高层领导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举行会谈，就是因为有“九二共识”作基础 ，有为了实现两岸接触、交流、合作正常化、制度化，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良性互动，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为目标。
海峡两岸以什么为基础进行接触、对话、商谈，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关系到两岸关系的性质与和平统一的前景。虽然自1949年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去后，两岸均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祖国必须实现统一，但是台湾在李登辉执政后，从1990年开始陆续地提出了所谓“一国两府 ”、“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等分裂国家主权的主张，在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方面的态度明显地出现了变化。鉴于这种情况，祖国大陆方面不得不提出，海峡两岸在事务性接触、对话与商谈中先必须明确地确定如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海峡两岸必须坚持以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来处理两岸在各种交流、交往与经贸活动中所衍生出来的问题。为此，海协与海基会在1992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近八个月的协商，10月底两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 谈之后，才在11月中旬最后达成采用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的共识，并表明“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同态度。这就是举世皆知的“九二共识” ，也是“汪辜会谈”的根本基础。台湾海基会的表述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 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⑥ 。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 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⑦。由上述各自表述的内容可以看出，“九二 共识”的核心和基本精神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至于海基会在表述中所提到的两岸“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的说法，海协会则 本着两岸商谈暂时搁置政治分歧，求大同存大异，先易后难的精神，以务实的态度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先不去讨论目前不易形成共识的重大政治争议问题。这既解决了影响两岸事务性商谈正常进行的歧见，又照顾了各方利益，并为以后两岸的协商谈判留下了很大的弹性空间，体现了祖国大陆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智慧和宽阔的胸襟。
“九二共识”当时虽然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的共识，但是，两会所互换并彼此默认的表述内容，均有明确的文件和文字记录，也见诸于当时两岸及港澳的媒体报道中。例如海基会在 1993年8月出版的《汪辜会谈纪要》里就明确地指出，“双方同意一个中国原则由两会各自采用口头方式表述后，本会始积极考虑此项会谈”。由此可见，当时台湾当局也是在有了“ 九二共识”这一共同的基础后，才开始“积极考虑”进行“汪辜会谈”的。这是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否认得了的。“九二共识”的意义就在于，这是两岸首次通过受权的半官方机构，以商谈的方式共同确认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努 力谋求国家统一”的政策主张。这一共识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双方平等协商、妥善解决两岸同胞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务实精神，是两岸创造“双赢”的典范，为“汪 辜会谈”的成功举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汪辜会谈的成果与意义
经过充分地酝酿和准备，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受权的民间团体海协和海基会的 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会谈。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在长达40 多年的隔绝后，两岸高层人士首次以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它 “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两岸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汪道涵会长在这次会谈中，“就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发展民族共同利益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具体建议”；辜振甫董事长在抵达新加坡时也发表了“海峡两岸不仅有地理、历史、文化的溯源，更有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台湾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切不断的”谈话⑧。正 是因为两位老先生对发展两岸关系、追求两岸的统一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这次会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不仅共同签署了明列“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 ”重要共识内容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而且还签署了《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合作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处理两岸接触商谈与交流交往中具体事务的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于1993年5月30日生效后，海协与海基 会正式启动了就两岸交流、交往中所衍生的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事务性商谈。虽然后来两会的商谈由于李登辉的政治干预相当曲折，并最终因李登辉公开制造分裂、搞“台独”破坏了两会接触对话、商谈的基础而中断，但汪辜会谈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是历史性 的，相当巨大而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终结了台湾当局坚持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所谓“三不政策”。祖国大陆方面早在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就提出，愿意与台湾当局“ 通过商谈，尽快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商、通邮、通航和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大陆的领导人也一再呼吁台湾当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走到谈判桌上来，共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两岸统一大计。但是台湾方面从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刚三个月，即1979年4月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的一次内部会 议上，正式提出了所谓“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⑨。此后，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一直强调，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绝不与中共妥协和谈判，也不与 中共发生任何接触”⑩。李登辉继承蒋经国权力后，也一再声称要继续坚持“三不政策” 。但是，李执政后不久，无论是两岸关系还是台湾岛内政局都开始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因此 ，仅靠蒋经国时期那一套欺骗的反共宣传手法，来守住僵硬的“三不政策”已越来越困难。 于是李登辉开始变换方法，即以提出对方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来拒绝祖国大陆有关两岸进行接触 、对话、商谈的任何建议，达到他继续坚持“三不政策”的目的。“汪辜会谈”的举行，完 全冲破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的藩蓠，从此“三不政策”成了台湾的历史名词。
二是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汪辜会谈所签署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分别就两会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会工作人员就两岸交流中衍生 的问题进行专案事务性协商以及成立专业小组、建立紧急联系管道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就为建立两岸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启动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议题的磋商，解决两岸交往中衍生的具体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制度保障，从而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开拓了宽广的道路。因此，对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是为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对等协商、平等谈判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祖国大陆方面从提出两岸进行谈判开始，一直坚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平等协商、对等谈判的原则，没有要以中央与地方的名义来同台湾方面进行谈判，更没有摆出以大欺小的架式；而是充分理解台湾方面的心态与处境，设法避免其感到不方便的问题。汪辜会谈正是基于这一精神，开创了两岸高层人士以授权的民间团体领导人名义进行高层次的平等协商的模式。它充分地体现了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实事求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根本不存在谁 “矮化”谁的问题；也说明了两岸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谈起来，是可以暂时搁置某些政治分歧，并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两岸同胞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更说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平等协商、对等谈判的适当方式的。
四是推动了两岸民间交流和经贸往来的蓬勃发展。汪辜会谈是两岸经贸往来与民间交流迅速发展催生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两岸同胞要接触、要交流、要合作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愿。汪辜会谈的成果及影响又大大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和民间往来的迅速扩大。祖国大陆在会谈中积极倡导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发展民族利益，所促成的“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 济交流，互补互利”的重要共识，不仅为十年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民间往来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对今天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汪辜会谈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氛围。汪辜会谈是两岸高层首次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所进行的平等协商，本身就是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象征，其意义在于它进一步巩固了两岸关系稳定与发展的格局，从而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和人员往来的大幅增长。汪辜会谈后，使台湾岛内大陆热迅速升温。1992年和1993年两岸贸易、台 商赴大陆投资高速增长，当年的贸易和赴大陆投资额均分别超过过去的累计总额；到1996年，台商每年赴大陆投资协议金额均保持在50多亿美元以上，贸易总额由1992年的80.5亿美元 增加到1996年的222.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0%以上。两岸人员往来也大幅增加，由1991 年的96万人次迅速增长至1997年的221万人，增长达2倍多。后来由于李登辉访美和抛出“两 国论”破坏了汪辜会谈的基础，造成两岸关系紧张，两岸经贸关系亦因此而陷入低谷，台商赴大陆投资协议金额较90年代上半期大幅下降，两岸贸易增长速度也大大减缓。
其次，汪辜会谈推动了两岸经贸往来的有序进行。随着两岸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与人员往来的迅速增多，建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解决两岸交往衍生的问题便显得日益迫切。汪辜会谈以及所形成的两岸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双方签署的《两岸公证文书合作查证协议》及《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为两岸建立相应的交流交往机制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对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有序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两会协商与对话中断后，海协仍依照汪辜会谈所建立的两岸互动机制的模式，与认同 “九二共识”、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 党派、团体及代表人士开展积极交流与对话，直接推动了“三通”、两岸经贸及各项交流的 有序发展。
四、珍视汪辜会谈的经验，推进两岸关系发展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十年前汪辜所开创的两岸高层平等协商、对话的模式，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它不仅是海峡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重要一步的标志，而且也是缓和与改善、发展与稳定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好途径。汪辜会谈不仅结束了两岸不接触、不谈判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两岸关系由对峙走向对话、由对立走向合作的发展新阶段，向全世界展现了海峡两岸结束历史恩怨、超越政治分歧、共同创造未来的美好前景。汪辜会谈生动地说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双方平等协商的方式，两岸之间不管有多大政治分歧，多少历史恩怨，只要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信守一个中国原则，就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对等 谈判的方式，来求同 存异，累积共识，共同寻求消除分歧、解决问题的良策。
汪辜会谈十年来，由于台湾的执政者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推行“台独”分裂政策，两岸关系 可谓风云变幻，两岸协商与谈判屡遭挫折，两岸同胞共同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历史。现在应该 是两岸共同思考和珍视汪辜会谈历史经验的时候了，两岸应尽快在既有共识的基础上，排除障碍，继往开来，开创两岸关系的新局面。为此，笔者认为当前当务之急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两岸尽快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恢复对话与协商，这是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改善两岸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二)对话与谈判是改善两岸关系、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而台当局尽快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是两岸恢复对话与谈判的前提。中共十六大已充分展现了继续推动对话与谈判的诚意，提出了新主张、新倡议，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尽早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提出了“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三个重 大议题。即，第一，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这是全面发展两岸关系的必经之路 ，不仅可以为两岸同胞的正常交往创造一个良好安全的环境，还可以满足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愿望。第二，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活动空间问题。凡是涉及台湾同胞对外交往中的切身利益问题，都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方式，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作出适当安排，以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使台湾同胞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第三，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双方只要以诚相待，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可以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找到共识。这些建议和主张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方面不回避任何矛盾的务实态度和愿意平等协商的善意精神，体现了对台湾同胞利益的高度关切和努力维护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责任感，为两岸对话与谈判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今年3月，胡锦 涛主席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务实地进行协商，妥善处理台湾方面关心的问题，使两岸关系得到改善与发展 ”11。因此，只要台当局回归到“九二共识”的既有基础上，两会接触、对话 、谈判就可以立即恢复，两岸关系很快就会获得改善和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亦将会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和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应是两岸对话与谈判的 首选议题。
当前，两岸经贸关系正处在一个迈向新的格局的关键时期。两岸贸易与投资规模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2002年两岸贸易总额达446.6亿美元，台商对大陆投资协议金额达67.4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高达314.4亿美元，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投资地区和顺差来源地。两岸经贸关系已从过去的贸易、投资为主，扩展到金融、农业与科技交流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格局。两岸经贸关系已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直至今天，两岸经贸关系仍未实现最基本的正常化，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台湾当局的政治阻挠使两岸直接“三通”一直难以实现所致。
“三通”原本是经济议题，但是多年来台当局却将之演变成为两岸关系中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由于“三通”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在两岸对话与商谈中断后，“三通”问题的商谈 渠道便无从解决。为了不因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祖国大陆提出“三通”谈 判可与政治谈判区别开来，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通过民间对民间、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协商的方式尽快通起来，为此还提出“两岸航线”这一务实主张来化解双方在航线定位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倡议，既反映了祖国大陆积极推动“三通”的一贯立场，也反映了祖国大陆的灵活与务实态度，在两会对话与协商难以恢复的情况下，解决了两岸“三通 ”协商的途径问题，使 “三通”可以循序渐进逐步地得以实现，这是在两岸政治僵局未能打破的情况下唯一的可行之道。当然，如果台当局能够尽快承认“九二共识”，两会恢复协商谈判，将“三通”问题列入协商的优先议题，两岸就会有全面通起来的希望，这也是两岸民众特别是岛内工商界所迫切希望的。台湾当局应顺应民意，以灵活务实、简单易行的办法使“三通”先谈起来。这既可为实现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展现更广阔的前景，又可增进互信 ，积累经验为今后的对话与谈判创造条件与氛围。
(四)要正视日趋紧密的两岸经济关系，对恢复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协商与谈判的迫切需求。
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后，建立两岸经贸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架构已是当务之急、大势所趋。现行两岸经贸关系的体制架构与目前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对来自市场的原动力形成极大制约；特别是入世后两岸贸易、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使衍生的问题迅速增多，因此两岸迫切需要尽快恢复相应的制度化协商机制，以解决日益扩大的两岸经贸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同时在两岸经济互补、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建立和深化两岸产业分工体系，对推动两岸经济转型有着重要意义。而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深化两岸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加快形势下，两岸尽快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不仅符合世界潮流，也有利于保障各自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而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所涉及的范围更大、领域更广，不仅需要民间的积极参与，也需要两岸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因此，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不断深入，对恢复两岸对话与协商的要求也更为迫切，这是两岸执政者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在海峡两岸以不同方式纪念汪辜会谈十周年之际，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尽快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承认海基会与海协会当年所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为恢复两岸 协商与谈判，扫除障碍，使两岸关系能够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让两岸同胞尽早携起手来共同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②《人民日报》1991年6月8日。③④新华社1993年4月23日电讯稿。⑤《人民日报》2003年4月26日。⑥《中央日报》2001年11月7日。⑦《人民日报》2000年6月6日。⑧汪道涵：《两岸对话与谈判是和平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见《两岸关系》2003年第5期 第8页。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台湾大事典》第128页。
⑩台“行政院长”俞国华答阿根廷《国家报》记者问，见《中国时报》1984年11月30日。
11《人民日报》2003年3月12日。（责任编辑 王京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
